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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作为一个时代的开拓者，对着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一名皇帝，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，欢迎大家参考借鉴!
汉武帝的评价1
汉武帝享年70岁，在位56年。汉武帝时代的学术进步、经济发育、政治建构等，都有创造性的成就。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辉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，成为东方的骄傲。汉武帝时代的国家形态和文化格局，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。应劭《风俗通义·皇霸》赞美汉武帝“制度文章，冠于百王”。曹植《汉武帝赞》也有“文武是攘”，“功越百王”的评价。夏曾佑《中国古代史》写道，“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”，“案中国之政，始于汉武者极多。”因此汉武帝“古今称雄主”。他说，汉高祖不过“为汉一朝之皇帝”，而汉武帝则“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”。对于汉武帝的历史评价和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总结，已经多有论著问世。近50年来出版的人们熟知的汉武帝传，就有张维华《论汉武帝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)、金惠《创造历史的汉武帝》(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)、林剑鸣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》(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)、罗义俊《汉武帝评传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)、杨生民《汉武帝传》(人民出版社2001年)等。不过，就对汉武帝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人物，汉武帝时代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而言，要进行全面的历史观察和深刻的历史分析，尚有宽阔的学术空间。对于汉武帝的评价，自西汉以来已经有颇多的争议。准确地评价汉武帝的政治作为、文化性格和历史影响，是有一定学术难度，又富于学术意义和学术兴味的课题。安作璋等著《汉武帝大传》的推出，使相关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汉武帝的评价2
《汉武帝大传》的突出特点之一，是在全面回顾汉武帝生平事业的同时，用白描的笔调，真切地写绘出了这位古代政治家的文化肖像。作者告诉我们，汉武帝是一位雄健的帝王，也是一位迷信的帝王;是一位残厉的帝王，也是一位多情的帝王。作者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描述，如西汉宫廷的“斗兽”、“俳优”、“游艺”等具体的生活形式，并不因其似与大政无关而置于学术视野之外。事实上，正是通过类似的诸多生活场景的历史记忆，我们可以据以恢复和整理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。比如通过李禹刺虎的故事，可以看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倾向，而当时社会尚武好勇的风习，也有所透露。至于汉武帝上林行猎与远征匈奴的军事行动的关系，歌舞私好与乐府采诗等文化建设的关系，也通过事实有所说明。而汉武帝的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，也是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文化现象。他晚年常自叹：“天下岂有仙人，尽妖妄耳!”对“向时愚惑”的觉醒，也显现出汉武帝个人性格的倾向。
汉武帝的评价3
汉武帝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，是善于用人。班固说，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，重要原因之一，是汉武帝能够“畴咨海内，举其俊茂，与之立功”。班固在《汉书·公孙弘儿宽传》后的赞语中，列数了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识拔，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，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和非凡的文化魄力，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，于是“群士慕向，异人并出”，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。如班固所说，当时，“儒雅”之士，“笃行”之士，“质直”之士，“推贤”之士，“定令”之士，“文章”之士，“滑稽” 之士，“应对”之士，“历数”之士，“协律”之士，“运筹”之士，“奉使”成功之士，“将率”果毅之士，“受遗”而安定社稷之士等，不可胜纪。班固所谓“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”的总结，是符合当时人才队伍最为雄壮的历史事实的。当时不仅有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，司马迁、董仲舒、桑弘羊、张骞、司马相如、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，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，依然声名响亮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“群士”“异人”能够焕发精神，多所创建，这一历史时期于是“兴造功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”。对于当时人才辈出的形势，《汉武帝大传》的作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。有些个案研究，如对“李广何以难封”的讨论，是有值得肯定的学术深度的。论者引录了《汉武故事》中记录的颜驷事迹：汉武帝乘辇来到郎署，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“老郎”。汉武帝问：“公何时为郎，何其老也?”回答说：“臣姓颜名驷，江都人，以文帝时为郎。”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“郎”的颜驷，何以始终未得提升，又问道：“何其不遇也?”颜驷答道：“文帝好文，而臣好武。景帝好老，臣尚少。陛下好少，而臣已老。是以三世不遇。”安作璋、刘德增先生说，“这个故事的真伪已难以分辨，但武帝喜欢任用年轻有为之人，却是事实，像卫青、霍去病、终军、桑弘羊等人，都很年轻。”原因之一，是“内兴功利、外事‘四夷’亟需勇于开拓进取的年轻有为之人来担当。”(234至235页)汉武帝时代“好少”，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，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，可能也是适宜的。
汉武帝的评价4
刘彻是开创者，很多事情是他奠基的，刘询则是夯实这些功绩的人。比如匈奴，刘彻先打，打到匈奴逐渐衰落，到刘询这儿，最终成功完成了收编;再比如西域，刘彻先凿空、再出兵，到刘询这儿，通过建立西域都护把既定利益正式确立到行政框架里头。在这些事情上，这两人的努力缺一不可，但刘彻是开这个头的人，容易被后世记住和提起。
其次是个人风格：做事高调和低调的分别。还是以匈奴政策为例。刘彻动不动就派出10万+的骑兵部队杀奔漠北，踏平王庭，恨不得天下皆知;而刘询搞分化，搞串联，最后收编了匈奴、平定了西域，效果好，但动静小。一打仗，男性荷尔蒙就上升，大家都搞得热血沸腾，哪怕不生在那个时代，都恨不得能在梦里与李广霍去病并肩作战，金戈铁马踏平贺兰山缺，自然容易在后世吹牛侃大山时被反复提及;反观收编，就相对缺乏戏剧性，过程比较平淡，也没啥好说的。
由此延伸出来的一点是二人在传播力上的差别。刘询的传播力显然不如刘彻。自汉代以来，汉武帝刘彻就是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谈资，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市井八卦，人们孜孜不倦地将他的形象塑造一遍又一遍，将他的故事渲染一次又一次。而刘询呢，由于一直走稳重路线，这方面的曝光就要少得多。不过，最近这一点似乎有所改观，不论是正经研究还是影视作品都越来越重视刘询了，后台君也在后台收到很多有关刘询的留言和回复。这说明大家看历史更加全面和客观了，是好事。
无论如何，从读史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个人。刘彻和刘询这两个经历、性格迥异的人，在同一段历史时期内，用不同的风格治理国家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让我们得以一览两种政策的优劣得失。
汉武帝的评价5
如果说刘询仅仅在巩固权力方面水平很高，那他绝对配不上我们之前给予他的评价。刘询是真正有所作为的。他基于自己在民间时期的观察，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，在执政时期创立了很多制度，让后来的人受惠良多。
来看看他干了些什么，先说政治。
地节二年(BC68)，在霍光去世之后，刘询(此时刘询尚未改名，仍为“刘病已”，不过为了讲述方便，以下统一用“刘询”)亲政之后，立刻着手对制度进行了调整。首先建立了一种名为“五日朝会”的例会制度——顾名思义，每隔五天，就要求群臣上朝会将近期的工作情况向刘询做汇报。
例会制度是一种手段，未必一定是好事。如果没有良好的会议规则和习惯，会议很容易陷入僵局，不仅对工作没有促进，还会造成很大的阻碍。绝大多数朋友在工作中恐怕都曾遇到过效率低下、无甚用处的会议。古时亦然。比如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“小田原评定”，在当时也号称是一种先进的会议制度，却因为过于拖沓冗长、流于形式，不仅无法帮北条氏避免灭亡的结局，还在后世成为“久拖不决的会议”之代名词。
不过，刘询是聪明人，他搞例会，一方面是为稳固自己的权力宝座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施展自己的抱负。他开会的效率还是很高的。
刘询利用五日朝会的制度将官员的工作、考核和升迁有机地串联到了一起。刘询要求参与朝会的各级官吏分别就自己的工作进行奏报，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进行讨论，在会后，根据讨论决定的结果交由有关部门执行，并跟踪考察、检验这些建议和方案的效果，将考察效果与官吏的升迁奖罚挂钩到一起，形成闭环。这套制度颇有点现代管理学的意趣，在那个时代算是很先进的了。
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完备的制度，官吏再也不敢再抱着敷衍苟且的态度来办事了，原本暮气沉沉的大汉官场顿时焕然一新。